中国煤炭大旗准格尔：挖煤之余也在“挖文化”

亚洲国家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最缺资本，但流入的资本以短期资本为主，长期资本流入较少，这造成了期限错配。

在美联储实行升息、QT政策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会如何演变？分析美国未来的经济形势发展相对容易，就好像电影有回放，即可以把QE以来的演进过程倒过来看。市场预期2022年底联邦基金利息率将达到2.75%～3%。

但也有美联储的负责人称2022年要加息到4%甚至4.4%。例如，根据麦肯锡2022年5月4日的数据，在美国的CPI篮子中，燃料、部件和服务消费（餐饮业）这一项的消费量减少了6%，但价格却上涨了30%，可见消费支出之所以增长24%是供给冲击的结果。其他一系列指标也显示了通货膨胀形势好转的趋势。第四部分探讨2023年的美国经济及美国资产价格走势。在当时，美联储并未表示要改变货币政策，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也处于恶化过程中。

美国股市和房市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会不会直接进入黄铜时代也未可知。二是对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调整。那时我们才认识到银行也存在挤兑的风险，也可能触发全社会的危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年春节前，珠三角大批外省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广东银行的现金不足，出现提款挤兑。诸如此类的事情不一而足。近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举办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与未来应对专题研讨会，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总干事、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出席会议并进行点评发言。1998~2003年期间，中央政府对商业银行多次注资，其中曾一次性注资16,000亿，相当于中国当年全年财政收入的水平。

1993年以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主要围绕如何应对多数西方国家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展开。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要想完全避免金融危机或者消灭金融危机是几乎不可能的。现在强调压实地方防范金融风险的责任，但在现有体制下，给地方多大的权力，就让地方承担多大的责任。在讨论过程中，也有人提出政府能不能发个文件，对外宣布中国的汇率锁定在一个水平就保持不动了。一般经济学家很难形成共识。

当时，一种思路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主权，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伯南克因为研究美国大萧条的问题获奖，他在美联储的时候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实经济学家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拷问。尽管如此，在1959年到1961年，发行了与物资不匹配的过量货币，被称为笼中虎。

因为我国参与全球市场经济大分工的时间比较晚，到1993年我们才第一次感觉到金融业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而如果达成共识，被货币当局接受，并及时采取应对政策，金融危机就可能在特定的时点上不会发生或推迟发生，这时人们反而可能认为经济学家的预测是错误的。

那时候也没有电子支付手段，现金短缺，中央只能从各地用飞机把现金运到广东去事实证明，无论是汇率还是房价，任何依靠行政干预完全避免波动的想法都是想当然，甚至这么做反而可能酝酿出更大的问题。

其实经济学家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拷问。过去，有经济学家因为非常厌恶金融危机，就认为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这个弊端。因此一味地强调让地方担责是难以做到的，根本办法是应该进行包括财政税收体制和金融监管体制在内的更加深刻的结构性改革。伯南克因为研究美国大萧条的问题获奖，他在美联储的时候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讨论中，有人提出政府能不能发个文件锁定房地产价格。刚才几位专家结合今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贡献，从各个方面谈到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和未来应对，都讲得很专业、很全面。

所以，我们在一定时期内虽然无法完全摆脱对行政手段的依赖，但还是应通过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金融危机是很难预测的。

我想换个角度谈四个问题。诸如此类的事情不一而足。

那时候也没有电子支付手段，现金短缺，中央只能从各地用飞机把现金运到广东去。那时候我们曾认为，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等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毛病，和中国是没有关系的。

就像新冠病毒流行，大家会对指责医学专家，指责为什么不能预测到疫情的发生，为什么应对得这么笨拙，为什么应对的一些措施有很多副作用。他在应对当年危机的时候应该知道量化宽松的方法会有副作用，但当危机汹涌而来时，他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在一个楼里办公，一度人民银行下属于财政部。但其实计划经济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被某些因素掩盖了。

第四个问题：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中央和地方责任划分。在2000年以后，对于房价我们参加过一些讨论。

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对等和匹配的问题如果不解决，风险来了就往地方压，地方有很多办法逃避。刚才有专家提到伯南克研究了一辈子美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但是也没有能够预测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因为我国参与全球市场经济大分工的时间比较晚，到1993年我们才第一次感觉到金融业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就像一个病人如果得了疾病，首先要用药抢救，至于用来抢救的药品有什么副作用，这是第二步要考虑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有副作用就不用药。

尽管如此，在1959年到1961年，发行了与物资不匹配的过量货币，被称为笼中虎。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以行政手段管理危机的路径依赖。比如说这些年对房地产采取了限购、限售和限价的措施，但是也没能避免房地产在一段时间内价格暴涨，一些地区也还是遇到了房地产价格下滑而引发的居民断供。而只有当大多数人认为金融危机不会发生时，金融危机才会无可避免地到来。

当时请了包括美联储专家在内的很多国外专家，跟中央领导面对面交流，讲授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过的一些教训和应对经验。因为金融风险都是跨地区的，有明显的外部性，所以地方政府缺乏意愿、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化解金融领域出现的所有危机。

一直有种比较习惯的思维，即政府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政府一干预，什么事都解决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要想完全避免金融危机或者消灭金融危机是几乎不可能的。

用不用行政手段是可以商量的，但是用多久、多大力度、怎么退出，都要有预案。1993年以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